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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冲击,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再度开启“大放水”模式,随着美联储密集刺激政策出台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现已扩大到超6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无疑将对各国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产生深远影响。
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冲击,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再度开启“大放水”模式,随着美联储密集刺激政策出台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现已扩大到超6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无疑将对各国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产生深远影响。
4月16日,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接受证券时报·e公司“财经明星会”专访时指出,随着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的实施,基本面比较好的新兴市场在经历了疫情引发的市场情绪恐慌后,市场逐渐回归基本面,不排除在欧美“大放水”的情况下,重现金融危机时面临的资本大量流入,本币面临升值压力,出现输入型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等老问题。对中国来说,人民币汇率企稳的因素正在积聚,未来国际收支平衡的挑战更多在资本流动,尤其是证券投资这类波动性比较大的资本流动,对于国际收支平衡是比较大的挑战,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
人民币汇率企稳因素
正在积聚
国家外汇局近日公布的3月外汇储备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减少473亿美元,其中3月份减少了461亿美元,环比降幅创近两年来新高。不过,即便外汇储备在3月面临较大波动,但在管涛看来,这也属于预期内的阶段性冲击。
“外汇储备的月度变化依然在预期之内,3月份减少了461亿美元,主要是因为疫情蔓延叠加油市崩盘,3月份全球金融动荡加剧,美元升值,非美元折美元减少,以及债券、股票等资产价格波动,造成了外汇储备资产账面估值缩水。今年一季度,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一季度就损失了1100亿美元。”管涛称。
管涛表示,1月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围绕7上下波动,但人民币汇率预期保持基本稳定,汇率稳定器作用正常发挥。今年前两个月,银行即远期结售汇(含期权)顺差合计265亿美元,远大于去年同期顺差53亿美元的水平。这说明,虽然个别时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承压,但从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看,外汇仍是供大于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越来越具有成熟货币的特征,汇率由市场决定不等于必然由供求决定,如市场情绪对人民币市场汇率走势也有着重要影响。
管涛认为,3月24日以来,以美股反弹,美元指数、VIX指数和泰德利差高位回落,美债和黄金价格重新上涨为标志,缓解金融恐慌和信用紧缩,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从更长时间看,诸多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因素正在逐步积聚:
一是由于此次疫情先从中国集中爆发,故中国这次疫情应对出手较早、措施果断。3月23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疫情本土传播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胜利,生产经营活动正在加快恢复,这与海外疫情正在加速蔓延形成鲜明对比。
二是中国是在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几个财政货币政策处于正常状态的国家,且在疫情应对中针对性较强,既保持了政策定力,又留有了政策余地,加之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巨大,在疫情冲击下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是在市场恐慌、流动性危机缓解后,主要经济体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未来一定会加剧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这反过来将进一步凸显人民币资产的价值洼地效应。同时,这次疫情应对展现出来的中国效率、中国规模、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吸引长线资本流入。
从国际收支看产业外迁
理论上讲,全球贸易局势紧张有可能引起对中国不利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境内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关于中国产业外迁的声音就不绝于耳。然而,管涛从国家外汇局国际收支口径(即净流量口径)与商务部流量口径的数据交叉验证,认为迄今这方面的金融冲击尚不显著。或者可以说有影响,但也是中长期的事情了。
管涛举例称,从国际收支口径的数据看,近两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先增后降。2018年较上年增长41.7%,这显示在中美贸易纷争初期,中国FDI逆势增长的势头更加明显。2019年,FDI净流入额转为下降,从资金来源看,股权投资(包括股本投资和利润再投资)净流入1313亿美元,下降547亿美元,相当于FDI净流入总降幅的68.7%。但这不是因为外方撤资,而是由于外方利润再投资减少,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利润较上年减少3.6%,为过去4年来首次负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净流出额也是先增后减。2018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增长3.4%。但这也不是因为中方加大了对外产业外迁力度,同期对外新增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17.1%。ODI净流出增加主要是因为对外关联企业贷款净流出增加较多。2019年,ODI净流出额反而又较上年减少31.7%。
长期以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主要以长期资本、直接投资为主,跨境直接投资净流入是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我国跨境直接投资净流入呈现趋势性向下态势,2015~2019年直接投资项下顺差每年不足600亿美元,仅相当于2010~2015年平均水平的40%,2019年直接投资项下顺差比上一年减少了37%。
管涛认为,动态地看,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稳定性有所降低。随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这些年确实看到证券投资项下持续的资金净流入,但证券投资净流入的波动性比较大。在近年来直接投资顺差趋势性下降的情况下,大进大出的证券投资净流入尚不足弥补直接投资项下净流入减少的规模,以担起支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大任。因此,未来国际收支平衡的挑战更多在资本流动,尤其是证券投资这类波动性比较大的资本流动,对于国际收支平衡是比较大的挑战,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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